报告 | 医生对基因和医疗大数据的态度

安身立命主要是要使自己的身心和谐、内外和谐，使自己言行符合天道的要求，至于衣、食、住、行等并不能对自己的身心发生什么重要影响，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就是宋儒追求的孔颜乐处。

香港：东方人文学会，页271-286。由于作为自然生物体的个人天性具有各种欲望，因此先秦儒家诸子主张用仁、义、礼伦理体系来加以约束。

故实际人生虽有限，却通于无限，而可以与天地参。《孟子·万章下》 孟子在回答齐宣王的问题时表示，贵戚之卿和异姓之卿与国君关系不同，贵戚之卿与国君关系密切，国君有大过，反复规劝他而不听，则可能危及国家，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原则下，应该易置之。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李沛良（1993）：〈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的能动宿命观〉。五、儒家的士之伦理：济世以道 孔孟思想认为：整个社会的安宁、秩序、及和谐都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之上，因此，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成为君子，这是儒家对于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要求。

胡适（1919）：《中国古代哲学史》。（一）士志于道 我们说过，儒家所主张的伦理，本质上是一种地位伦理（statusethics）。故道教对承负之说，视之甚重，而言之详且尽。

饶宗颐，1991年：《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汤一介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全面继承发展了汤用彤先生道教研究的成果、方法和思路，同时提出不少独到见解，揭示了早期道教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汤用彤先生未竟之志的继续。他断定《太平经》为汉代旧书，其根据有三： 一是依范晔《后汉书》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及王悬河《三洞珠囊》所引，证明《正统道藏》中的《太平经》，唐代已有其书。这种思想与印度的轮回观念相差甚远，所以他认为，《太平经》绝对无轮回之说，自无佛家之所谓因果。

此故事必产生在《太平经》与佛教已流行的区域。（同上，第1卷，第349页） 由上可见，汤用彤先生治道教史，视野开阔，不局限于具体问题而不能自拔，不只是在考证中兜圈子。

支曜译《成具光明定意经》云，孝事父母则一其心，尊敬师友则一其心，可与《太平经》所言参照）而《太平经》之守一，盖又源于印度之禅观。综上可见，道教史研究的深化，依然绕不开汤用彤先生确立的研究方法和关注视角。但《经》中盛倡承负之说，为其根本义理之一。他写完《读〈太平经〉书所见》一文后，又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中，列《太平经》与化胡说一节来阐明这一观点。

在研究中他注重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方法，对一些道经进行考证分析。长生久视之术，祠祀辟谷之方，均言出于老子。汉初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以黄老之清净无为曰道家。因此他认为，佛道之间的关系非仅佛教附会道术，而实为相得益彰，相资为用。

缪勒，麦克斯，1989年：《宗教学导论》，陈观胜、李培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其研读价值，见之于下。

说虽不同，而其义一也。于吉之《太平经》上接甘忠可而来。

为了更详尽地解释化胡现象之产生，汤用彤先生又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考察了佛、道相合与地理分布的关系。新出土文献材料及研究进展证明，承负思想在本土源远流长，它以天道循环为理论基础，与印度佛教六道轮回为依据的果报观异质，从而证实了汤用彤先生关于承负与佛教轮回不同的判断是符合历史真相的。由于佛、道二教的密切关系，汤用彤先生在研究佛教史的同时，也关注道教史的有关问题。1954年他不幸患脑溢血，使这一可能改变中国道教研究现状的宏伟计划付之东流。因此，汤用彤先生推测：‘守一盖出于禅支之‘一心。至若乞求自足，中华道术，亦所未闻。

（《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71-272页） 在汤用彤先生看来，当时汉人以为异族之神不宜为诸华所信奉，如此则老子化胡说，虽为后世佛家所痛恨，而在汉代实为一般人所以兼奉佛老的关键。《经》中援用此义，以解释颜夭跖寿等项不平等之事。

《太平经》卷百十七言：‘四毁之行，共污辱皇天之神道。先人流恶，子孙受承负之灾。

他还指导研究生王维诚完成了学位论文《老子化胡说考证》，并写有《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审查书》，于1934年共同发表在《国学季刊》四卷二号，取材详备，论据周密，引起学界重视。三是证实《太平经》所载之事实与理论，皆汉代所已有，且关于五兵、刑德之说，若非汉人，则不能陈述若是之委悉。

严佛调译解禅波罗蜜云守一得度，而支曜译《阿那律八念经》谓专心守一，不用欢喜，为二禅行。老子化胡说的出现正是佛教和道教两种不同文化在相遇初期因见表面相合而调和的产物。从佛道之争这个角度可能对把握当时思想潮流变化之轨迹有帮助。后还中国，作《太平经》。

本土文化则在不改变自身特质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以实现新的创造性发展和转化。但《太平经》中守一之法，谓为长生久视之符。

而《论衡》谓楚王英曾食不清，则信佛者固亦尝服用粪便也。汤一介先生对守一思想的发展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守一或守真一在道教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它正是把个体的人与作为宇宙本体的道联系起来的桥梁，人成仙的关键。

其背景是佛道二教走上了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汤用彤先生从李贤注中发现有五处引有《太平经》，并从许地山处得到证实，李贤注为引用《太平经》之最早者。

（参见李养正） 由上可知，汤用彤先生对早期佛、道关系研究的特色之一是通过对汉译佛经（包括梵文、巴利文佛经）与道经文献的初步对比，发现了它们在用语和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此项工作中应注意辨别所译之文字是源出，还是自创。而其后方仙道，更益以老子。（同上，第44页）佛道独盛于齐楚以及江淮之间，这种地理分布由历史文化背景决定。

琅琊滨海地域成为道教的重要发源地。汤用彤先生据《汉书·东方朔传》注引《黄帝泰阶六符经》：天之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社稷神祇咸获其宜，天下大安，是为太平，推断其时所谓黄帝之道，已有太平之义。

可以说，《太平经》的行世是道教产生的重要标志。汤用彤先生对佛教史的研究成就向来为国际学术界公认，学界关于汤用彤学术思想的研究，也多集中于这一领域，而对他在道教史学科方面的奠基性建设，则一直是相对薄弱的研究环节。

在汤用彤先生看来，《太平经》正是上接黄老、兼容浮屠之教而成一大综合的道教最早经典。因此，汤用彤先生总结道：《太平经》所记与汉末之黄巾、六朝之道士，均有差异，则谓其为最早之道教典籍，而非后人所伪造，固有相当理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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